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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人是中国元朝的四类人民之一，又被称为“汉儿”，是指居住在原来金朝汉地以及四川云贵一带的居民。传统观点认为，元朝的蒙古统治者将元朝境内的人区分为四类人，从上至下的地位排序为蒙古人、色目人、汉人、南人。
由于元朝政府所分类的“汉人”是指南宋时期分布在金朝、西夏（党项人被认为是色目人）、高丽境内及今四川、云南两地区的居民，因此当中包括汉族人、女真人、契丹人、朝鲜人等民族，而这些人会讲一种被称为“汉儿言语”的语言
元末明初陶宗仪的《南村辍耕录》记载“汉人八种：契丹、高丽、女真、竹因歹、里阔歹、竹温、竹亦歹、渤海”。里阔歹、竹赤歹是女真的重复（蒙古人的叫法），竹因歹、竹温又是乣－札忽歹的重复，其中札忽歹是对蒙古语中“汉儿”的音译。辽金两朝尚视乣为“杂人”、“异类”，到元朝被蒙古人归纳为“汉人”，表明了蒙古族的“汉人”的概念以及当时东北、华北、黄河流域一带的民族构成，而由华南各地土著民族（包括汉族在内）则被蒙古人归类为“南人”，于是汉族人在元代被划分为“汉人”、“南人”两等。
有研究指出，在北方地区（华北、黄河流域）的108个达鲁花赤（为了蒙古本部之外的区域而设的一种体制）中并没有南人，然而在北方州县蒙古人达鲁花赤的数量甚至低于汉人（或与“族不详者”有关），而色目人的比例大约四成。但北方的长官显然还是颇为依赖色目人，而不是相对多数的汉人。[1]
终元一代，全国上下达鲁花赤的族群结构变动不大，都是以色目人为主，蒙古人为辅，说明了忽必烈立下的族群用人定制在路以下无法执行，由色目人取代了蒙古人应该担任的官职，而南北汉族人皆难任此官，说明达鲁花赤所代表的政治特性从未有过根本改变。[1]